原新：人口问题的药方不在人口本身，而是做大经济蛋糕和分蛋糕

编者按：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并存的大趋势下，不同世代的人共存在一个时间段将成为常态。多代社会的出现，使个人发展、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等面临着巨大挑战。 随着人类社会进步、科技发展水平提升、受教育程度提高，人们更注重自身价值的体现，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等多元价值取向逐渐为社会所包容，传统家庭的模式与功能发生剧烈改变。 在中国，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鼓励生育等话题从未淡出互联网舆论场，但在很多时候，针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不是偏离重心就是混淆概念，甚至闻"人口"色变。 究竟该如何正确且客观认识中国人口问题？鼓励生育、人口红利……这些政策或热词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仅就人口谈人口、只通过人口途径解决人口问题，行得通吗？当下，人口机会转型已经出现，我们是否认真审视这场全球人口革命，并做好充分准备？ 对此，观察者网邀请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原新教授，围绕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前景作出一些解读与分析。（本文为上篇）

观察者网：原老师，您好。首先从大众最关注的出生人口和增长率聊起吧，根据2023年人口数据显示，出生人口为902万低于2022年的956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比2022年的-0.60‰又略有上升。人口负增长现象与过去人口学专家的预测是否吻合，这种趋势会延续下去吗？

原新：在讲人口数量问题前，首先要知道我们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化，从过去紧缩型的人口政策逐渐转向宽松型人口政策，2013年底实行单独二孩，2015年底放开全面二孩，2021年中提出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应该说生育政策宽松化在一定的时间段产生了一定生育效果。

在2001年至2010年之间，每年出生人口几乎都在1700万以下，年均出生人口1613万人。从2011年起，出生人口开始有所回升，2011年的出生人口为1785万人。

为什么2013年调整生育政策，却在2011年就出现出生人数回升呢？其实至今为止，我们的生育政策宽松化走了三步，但实际操作层面是走了四步。

第一步，在单独二孩政策前，虽然没有全国统一的时间表，但各个省份实际上是逐步放开了生育间隔制度。

以前符合生育二孩、三孩政策的家庭要受到生育间隔的限制，从2005年之后各省逐渐开始探索性地放弃生育间隔规定。到2010年前后，大概有2/3以上的省份都已经放弃了生育间隔限制。这使得有二孩、三孩生育意愿且符合当时政策规定的家庭不再需要间隔三年到四年生育，可以自主安排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时间，促进了2011年和2012年出生人数的回升。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出生人口1785万人，2012年升至1973万人，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但是，2013年的出生人口又掉到1776万人，2013年11月十八大闭幕之后，12月正式宣布实施单独二孩生育政策。

于是，2014年出生人口升至1897万人，但2015年又掉到1654万人。紧接着，2015年10月，全面两孩政策落地，2016年的出生人口回升到1883万人，2017年是1765万人，但到了2018年跌至1523万人，2019年为1465万人，到2020年只生了1202万人。

可见尽管全面两孩政策放开，但出生人数还是在持续下降。面对这样的情况，2021年6月又出台了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尽管如此，2021年出生人口仍然继续下降，只生了1062万人，2022年则跌破1000万大关，只有956万。2023年就像你前面提到的，变得更少，只有902万。

按上述趋势，大家可以发现生育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的时间段产生了一定效果。从2011年到2017年，这7年时间内，平均出生人口为1819万，和放开政策前十年——也就是2001年到2010年的平均出生人口1613万相比，平均每年还是多生了200多万人，所以说有一定效果。

但三孩政策的效果，可以说基本没有显现。我个人认为，三孩政策效果没有呈现的原因，是因为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的放开，实际上是把过去被压抑的二孩需求基本都释放出来了，整体而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是普遍下降的。现在90后和00后是生育主体，他们的生育意愿相对比较低，愿意生二孩的意愿较低，愿意生三孩的人群更少。所以三孩政策放开以后，因为该释放二孩生育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想生三孩的人本身就是小众，生育状况就进入了一个常规化低生育率状态。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三年疫情。当时有人说三年疫情把人都关在一块，封闭状况下应该可以多生孩子。但三年疫情和一般灾难性事件不一样，新冠疫情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起初没有疫苗，后来尽管有了疫苗，但疫苗研发周期很短，对于控制疫情有效，但是对于生育的影响并没有足够的试验证据和经验。因此医生一般建议是如果你要备孕，最好不要打疫苗。但不打疫苗就意味着另一个问题，你的新冠中招的概率可能会变大。所以在生命安全和生孩子这个问题上，人们普遍选择生命安全，这是肯定的，也是正常的。换言之，就是疫情期间怀孕人数比较少。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疫情管控，很多中小企业、甚至整个经济受到影响，人们对收入的预期下降。如果一个家庭缺乏一定的经济支撑，生孩子也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疫情结束了，总该生了吧？从2022年12月放开到2023年2月，这三个月是阳性最为集中的时间，但是新冠阳了之后对于怀孕及下一代的健康到底影响如何？也是未知数。所以，医生又给了一个建议，阳转阴之后最好3到6个月内不要怀孕。

大家算一下，怀孕要9个多月才能出生，所以疫情之后，即便有生育反弹，那也要到2024年及以后才会反映出来。所以今年预期可能会多生一点，有两个因素，一是如果疫情之后有生育率反弹，应该从2024年开始，而且今年又是生肖龙年。

这些因素加起来，今年可能会有一点反弹。但我想提醒大家是，龙年如果有出生人口反弹，很有可能是以前一年的兔年和后一年的蛇年的少生为代价的。这一点我们去观察我国台湾省的出生人口情况也是如此，龙年前后的出生人口数是下陷的，龙年的出生人口数是上翘的，但是三年一平均，与前后年份的出生人口数相比其实没多大变化。短周期来看，今年可能多一点，长周期看，基本是拉平的。

所以，出生人口的递减或逐年减少，基本上是一个大趋势，这是长期的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的必然结果。

观察者网：人口递减的大趋势将如何体现，对于未来具体的发展形势有什么预测？

原新：根据联合国7月12日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即WPP-2024）——这是联合国做的最新的全世界237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预测，中国的出生人口现在是900多万，到2035年大概减少至842万，到2050年则减少到737万左右；死亡人口则从现在的1100万左右，到2035年增加至1377万，到2050年为1753万。

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净减少200万人左右，到2050年大概要净减少1000万人，这是大的趋势。

这种大趋势很难改变。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少子化趋势依然在继续，而且少子化不是中国独有，全世界都在经历少子化过程。长寿化和少子化是人类共同的前景。

全球来看，就少子化而言，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就已经达到了生育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

那时候死产很多，怀孕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历史人口学家估计可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也就5-6个。工业革命之后，伴随医疗、科技、生存环境的改善，人类一直维持较高的生育率水平，20世纪中期曾达到6-7个，之后开始进入下降通道，目前全球的平均生育率水平已经降至不足2.3，直逼更替生育水平。近70年左右的时间，人类的生育率水平下降了一半以上。

从长寿化来说，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大概只有30岁。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寿命直线上升，全世界平均寿命在去年增加到73.3岁，已经进入长寿化时代。工业革命以来的近200年时间，人类的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

总之，人类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生孩子却减少了一半以上，少子化和长寿化是全人类的共同特点。

再看中国，我用了一个比喻：如果把人口转变比作一个赛道的话，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终点是一致的——少子、长寿，这是共性；个性则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在赛道上的起步时间早晚有别，行进速度快慢有差。而中国最大的个性就是急和快。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预期寿命是35岁，现在我们的预期寿命是78.2岁，翻了一倍多。新中国成立的早期阶段，我国的平均生育率水平是6个孩子以上，2020年降到1.3，近几年还在下降。无论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较，我国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和程度，都呈现出又急又快的典型特点。

观察者网：您提供的数字应该还是全国平均，如果分地区来看，比如在上海等超大城市，总和生育率已跌破1。

原新：没错。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全国平均生育率水平是1.3，比较温和一点；根据WPP-2024公布的数据，联合国估算的2023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是0.999，也就是1。2020年人口普查降到了1.3，就是超低生育率水平的阈值。近三年还在继续下降。

往后展望，这种少子化和长寿化的过程还会继续加剧。

根据WPP-2024年的最新中方案预测假设，2035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有可能回升到1.10，2050年升到1.18。同时，预期寿命会从现在的78.6岁到2035年达到80.8岁，到2050年增加至83.4岁。

一个国家达到或低于1.3的总和生育率，就意味着进入超低生育率（lowest low fertility）的行列。按照联合国的预测，从现在到本世纪中期，我国人口都会在超低生育率的环境下运行，也就是说少子化会继续加剧，长寿化还会延续。而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在数量上表现出来的是人口负增长加快，在结构上表现的是人口老龄化加剧。

2021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4.13亿人的峰值，2023年为14.10亿人。根据联合国WPP-2024中方案预测，到2035年我国总人口会降到13.76亿人，2050年降到12.65亿人，与2000年总人口相等。从年龄结构来看，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会从2023年2.31亿人减少到2050年的1.26亿人，即在现在基础上净减少1亿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现在的8.82亿人，减少到2035年的8.25亿人，到2050年降至6.40亿人。

202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老年人口数量是2.97亿，到2033年会突破4亿人，到2050年则达到5亿人，到2054年会达到最高峰值5.13亿人。

在此情形下，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会如何呢？2023年是21.1%，2035年将超过30%。一般我们认为超过20%是中度老龄社会，超过30%是重度老龄社会，超过40%为超级老龄社会，中国到2051年会达到40%，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再往前看，到本世纪70年代中期（2074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超过50%，也就是总人口中有一半是老年人口，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今天，被认为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根据日本统计厅的资料，2023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4373万人，占总人口的35.2%。也就是说，中国在本世纪40年代之后遇到的人口老龄化情形，在当今世界无实证可循，无先例可循，前无来者，一切都是新生事物，必须高度重视。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中国老龄化速度和程度，与全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处于怎样的位置？

原新：关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理解，我想从死亡人口规模的角度解释。根据联合国WPP-2024中方案预测，从2024年到2050年，我国的年度死亡人口数量从1100万人左右增加到1700-1800万人，年均死亡1435万人，累计死亡人口3.87亿人。简单算一下，14.10亿人减掉3.87亿人，到2050年的总人口还有10.23亿人，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所有的出生人口都是在10.23亿人的基础上做加法。到本世纪中叶以前，除了印度和中国，全世界没有第三个国家能够达到10亿人口以上，这难道不是人口规模巨大吗？中国总人口到本世纪中叶依然保持12-13亿人是大概率事件。

如何理解人口老龄化？在全世界237个国家和地区中，目前中国老龄化水平大概排在60位左右，我们不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高的国家，但是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

到本世纪50年代，当我国人口老龄化达到40%以上，我国就会加入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行列，而且是以5亿人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全世界第一老年人口大国、占全球老年人口1/4左右的姿态进去的。这是中国老龄化的第一个特点。

从最能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综合指标——年龄中位数来看，2023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在39.1岁，也就是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年龄在39岁以上，而在上世纪60年代是19岁左右。到2035年，年龄中位数就要升到45.8岁，到2050年则达到52.1岁，这意味着到本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在52岁以上，的确老龄化在加剧。

所以我们常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时期，人口规模巨大是基本特征之一。

总人口的规模巨大，当然意味着组成总人口的亚人口的规模也是巨大的。少年儿童人口从2.3亿人降到1.3亿人，虽然下降很大，但仍然规模巨大；用"亿"来统计自己少年儿童人口的国家，除了中国、印度，不再有另一个国家。劳动力从8.8亿人降到6.4亿人，也是规模巨大，老年人口不但没降反而在升，从3亿人增加到5亿人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的亚人口规模也是巨大的。总人口规模巨大，亚人口规模也是巨大；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不单纯是老年人口和老龄化程度增加，而是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人都在其中，这是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基础。

观察者网：不过外界对此提出的一个质疑是，当前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是所谓的"未富先老"吗，会造成哪些紧迫影响？

原新：我的观点是，未富先老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反映了当时人口变化与经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在人口老龄化初期阶段，这个判断完全正确地反映了中国老龄化的基本国情。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从高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创造了经济奇迹。无论是GDP总量、人均GDP总量还是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取得了飞跃发展。

举个例子，按当年价格计算，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GDP总量只有3650亿元人民币，而现在已经超过126万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84元增长到现在的89358万多（折合美元约12700）。所以从经济指标来看，中国正在随老而富。

另外从社会发展的几个指标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养老服务、医疗保险、长期照护保险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自改革开放以来循序渐进推动，日臻完善。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深化改革，至今已建成多支柱多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建设以居家与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与康养相结合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也已经在路上了。

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从2016年在14个市试点，到2020年已扩大至49个市，有些直辖市实际上是全域试点，比如上海、天津，目前已经覆盖1.7亿人。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变成一个正式的国家保险制度。同时，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基础，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补充医疗保险、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医疗救助、医保帮扶为补充的"2+6"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已经建成。

为什么强调是社会保障制度？因为社会保障制度背后是国家整体经济的支撑。这个制度越健全，民众得到的福利越高，减轻了养老支出，这也是富起来的一个表现。

所以，未富先老是对老龄化社会早期阶段的正确判断，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化改革，尽管老龄社会在加剧，但中国社会正在从未富先老向随老而富过渡。

观察者网：原老师，听完您分析，还有几个疑惑。第一，您讲到总人口、亚人口规模巨大的问题，但从大众视角来说，这些"规模巨大"的背后还存在人口结构的问题，虽然短期内人口规模仍然很大，但在结构方面是不是存在难题，比如青年人口跟老年人口的抚养比等，因为这关系到全民最关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基金能否继续良好运转的关键问题？就像您讲的，这本质上跟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紧密关联。

第二，您谈到社会进步，人口发展的趋势跟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女性受教育程度及相关权益的进步相关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会带来生育趋势的变化。由此，我们在看待人口问题时，应如何在观念上作出正确的转变，不能只关心数量，而要更全面、更多维度，要关心质量，人的全面发展等等问题？

原新：完全正确，我一直强调观察人口问题不能只是看人口本身，必须在整个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大系统中去看人口问题，这样才有全局观。

第一，关于老龄化问题，我们现在过于关注老年人口，但其实人口老龄化不只是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增加的过程，而是指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过程。这个过程关涉到每一个人的利益。

第二，关于负增长问题。总人口负增长，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口都关涉其中。比如15-59岁劳动力人口从8.8亿减少到6.4亿，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看到另一个现象，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即40岁以上的劳动力人口占比会不断提高，而低年龄劳动力人口会不断减少。很简单，因为新进的劳动力是靠近现在出生的人，而40岁以上的是40年前出生的人，整个出生人口是随时间下降的过程，这是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那么劳动力人口老化的过程，意味着什么？对国家创新的影响，同时也会面临数字化社会、人工智能对人的劳动力替代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要综合来看。

我一直说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意味着劳动力在不断的稀缺，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判断。但现在很多人一谈到劳动力减少，就会用另外一个词——劳动力短缺。

短缺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要依据供方和需方的比较才能得出来，稀缺不一定必然短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会从8.8亿减少到6.4亿，但从现在到2050年，在任何一个时间节点，都比所有发达国家的同龄人口之和加起来还多。

再者，虽说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但我们遇到了和过去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那就是数字化社会，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对人的替代在不断加深。你去看修红旗渠的电影，人吊在悬崖峭壁上，人山人海、肩扛手拉修出来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人海战术。但现在你去看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的工地上，人还多吗？盾构机、架梁机、架桥机、架轨机等超大型的机械设备，都已经把人替代掉了。

再说个更近的例子，从2021年大范围普及ETC以来，我大致估算一下，普及ETC替代了高速公路上70%的收费员，他们都下岗了，而且ETC的效果还在发酵。像北京等大城市用ETC交停车费已基本普及，停车场收费员也在面临失业了。

类似这些替代现象的出现，说明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可能整个市场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也在减少，但对质量的需求明显在增加。所以在此背景下，劳动力会不会短缺，必须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应轻言劳动力短缺。

第三，是老年人口的问题，老龄化是大趋势，但老龄人口也在逐渐高龄化。60-69岁叫低龄老人，70-79岁叫中龄老人，80岁以上是高龄老人。

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60-69岁的低龄人口大概占40%-50%。但到本世纪后本期，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比重会从不到30%逐渐增加到45%以上。60多岁的低龄老人是渐进式延迟退休，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主体。80岁以上的老人是对社会、对家庭依赖性越来越强的一群人，他们是真正需要养老的人。

我们要看到更多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结构性东西，不能只看到人口数量。此外，我想说的另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口数据的背后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有生命的，有经济社会属性的，所以我们讨论人口的现实问题是，不能只是看到数据，还要看到数据背后这些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只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才能全面看待人口问题。

观察者网：这是不是说不能简单从人口角度来解决人口问题？前段时间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解决人口问题不是单纯依靠人口路径，只能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应对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能否具体谈谈？

原新：第一，你提到的人口问题不能只从人口角度来阐释，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必须尊重人口规律。

通俗来说，少子化就是低生育率，意味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新人会越来越少。长寿化是低死亡率，也就意味着人们走得越来越晚，停留在年龄结构顶端的老年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是少子化和长寿化的结果。一旦出生的力量低于死亡的力量，人口就开始负增长。这是人口发展规律。

那么，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长寿化是没法解决的，因为长寿化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标志，是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向往健康的长寿。

对于人口总量不大的发达国家而言，几乎所有的负增长、老龄化国家，一定程度上都靠国际移民来解决其问题。但中国人口体量太大了，14亿，占世界人口的17%-18%，靠国际移民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从另一个因素解决——生育和出生人口，依靠自己的人口变动来调节。出生是中国未来人口变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把生育率提上去呢？

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提出，未来30年理想的生育率是1.8，这是适度的生育率水平，过高过低的生育率水平都不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2020年到2030年的总和生育率目标值也是1.8。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显然无法达到。

在2022版的WPP中，联合国给中国假设的2050年生育率是1.41；而在WPP-2024年版，这个数字降到1.18。

我们既改变不了死亡人口，而出生人口的变动空间亦十分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经济社会发展来适应这个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所以，我最近经常提这几个词：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尤其是要加强主动应对。

此外，要区分两类问题，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不是一个概念。

人口老龄化是长期少子化、长寿化的结果，它是人口发展规律下的结果，是一个人口现象，中性的表述，无所谓好坏。老龄社会，则是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要素交织的经济社会形态，如果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人口老龄化就会产生问题，这是老龄社会的问题。所以如果要开药方的话，不能针对人口本身来开，而是要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来开。

我一直倡导，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发展经济，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

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背景之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和困难会加剧。我们更应该去寻找新的人口机会，让人口和经济社会能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怎样把经济蛋糕做大，为所有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公共政策，提供坚实的财富储备，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第二，应对老年人问题的本质是发展民生，是一个公平分蛋糕的问题。

老年人问题不是老龄社会问题。老龄社会的问题更加宽泛，是关系整个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全方位问题。老年人问题是老年人发挥作用和安养享老的问题，我称之为老年人的助老和养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民生问题，是怎么能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蛋糕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建设共创共建共享社会的问题。

应对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本质是提升生育率，但提振生育率靠人口本身解决不了，只有靠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加持才有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