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最早采用垃圾焚烧发电的国家。通过焚烧发电，瑞典每年处理超过50%的垃圾，转化为电能和热能，为70万户家庭供电并满足125万套公寓供暖需求，同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减轻环境压力。这一成就基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公众间的紧密合作，建设多方联动的全面高效垃圾处置体系，这对目前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来讲，有诸多可借鉴之处。
瑞典作为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标杆，其在垃圾处理领域的先进实践，尤其是垃圾资源化与能源化利用，已成为国际学习的典范。通过焚烧发电，瑞典每年处理超过50%的垃圾，转化为电能和热能，为70万户家庭供电并满足125万套公寓供暖需求，同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减轻环境压力。这一成就基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公众间的紧密合作，建设多方联动的全面高效垃圾处置体系，共创全民参与的垃圾治理愿景，并积极推动国内外垃圾焚烧技术联动与共享，进一步提升了垃圾焚烧发电的能效和环保水平。
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垃圾焚烧处理的效能，上海可以学习瑞典的管理经验，打造成为全球垃圾资源化、能源化利用的典范，引领全球垃圾处理和资源回收的新方向。
目标联动：以垃圾能源化全球领导者的目标形成各方共同愿景
瑞典是最早采用垃圾焚烧发电的国家。对内，瑞典政府在1970年代大规模兴建垃圾焚烧处置厂，通过立法和环保政策推动“转埋为烧”，如高额填埋税和禁令，降低了填埋比例，增加了废物回收和焚烧。对外，瑞典作为垃圾能源化(WTE)的全球领导者，积极响应欧盟绿色协议，推行“2020年-2025年人均食物浪费量降低25%”的计划，期冀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提高能源化效率，打造“垃圾物尽其用”的能源化资源化世界。
垃圾焚烧发电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基于政府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扩大的现实，积极投资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努力实现盈利和扩大市场份额。同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处理城市垃圾问题，提供可再生能源，减少化石燃料依赖，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在瑞典，居民支持政府和企业进行垃圾焚烧处理，接受垃圾焚烧厂建在居民区附近的位置，支持国家建设“零垃圾”国家的愿景，引领全球垃圾能源化进程。此外，由于瑞典实施了将家庭垃圾产生量与用电量、取暖量相挂钩的政策，进一步增强了居民在垃圾处理过程中的参与感，加强了居民与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紧密联系。
瑞典的垃圾资源化能源化的成功得益于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在引领全球能源化处理的共同愿景下的协同奋斗，政府的政策引导、企业的市场参与和居民的公众参与缺一不可。
利益联动：充分平衡各方利益，确定协同行动内容
1969年，瑞典政府颁布《环境保护条例》（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明确垃圾焚烧应置于垃圾处置的优先措施中。大规模兴建垃圾焚烧处置厂的同时实施政策创新，鼓励保护垃圾焚烧企业发展，支持企业扩大收入来源。不止局限于制造型企业生产产品缴纳的垃圾处置费，还增加了接收邻国的垃圾处置费、垃圾发电和蒸汽费用、政府的财政补贴等多项收入来源，未来，碳排放市场交易打开，出售二氧化碳信用额得到许可，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将进一步扩大企业收入来源。
同步地，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将垃圾焚烧发电厂设计成社区的艺术空间，加强公众垃圾焚烧发电处理的普及教育，提高公众对垃圾焚烧处理流程的透明度和理解，积极响应公众关切，建立信任和合作的关系。
20世纪中叶，瑞典家庭垃圾处理面临严峻挑战。当时，多数家庭通过堆肥处理垃圾，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政府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后，家庭需按种类和重量支付处理费，成为不可忽视的家庭支出。瑞典政府打破垃圾焚烧厂的“邻避效应”，推动其走进社区，实现即时处理居民垃圾。这一措施保障了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减少能源损耗，使居民享受相对廉价的暖气供应，缓解经济压力。
瑞典政府统筹各方利益，充分考虑各方面利益最大化，以及联动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从而促进垃圾处理焚烧过程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
技术联动：充分吸收其他领域的绿色技术
2015 年巴黎协定后，“碳中和”等热词出现，“零碳零排”成为了瑞典各个垃圾焚烧处理厂的追求目标，也是各个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树立的形象名片。
通过技术联动实现焚烧技术升级已是重中之重。
首先，借助科研单位的技术实力，积极与科研机构开展研究合作开发新的气体净化、炉渣资源化利用技术等，例如斯德哥尔摩焚烧厂与该市大学共同改进设计了流化床。
其次，借鉴其他行业市场绿色发展路径，例如与一些化学化工类企业开展合作，积极将相关行业的技术融入到焚烧发电过程。
最后，积极促进与电网和管网的合作，瑞典34座焚烧厂中有20座与瑞典国家电网Svenska Kraftnät和当地电网公司 Göteborg Energi Nät 开展智能电网的研发和使用，不仅实现了优化管道布置，降低经济损耗，还提高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盈利效率，打造共赢局面。
上海垃圾焚烧发电应强化各方联动，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2023年，上海市产生生活垃圾1255.8 万吨，干垃圾占比50.18%，充分利用干垃圾资源是上海市垃圾能源化的重点之一。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31座，焚烧量占比逐年增长，2023年上海市焚烧处理能力占比 56.8%，远超填埋垃圾的处理方式。因此，强化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形成多方联动机制，建立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核心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是实现“城市垃圾资源化能源化”的重要节点。
上海市2016-2022生活垃圾焚烧量占比。来源：课题组整理
一是要形成兼顾事业和产业的共同价值目标取向。垃圾焚烧处理企业在推动环保事业的同时，也是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围绕“绿色、创新、协同、责任”四大核心的共同价值目标奋斗，促进企业快速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承担社会生态责任。
在生产和运营过程中，上海市垃圾焚烧处理厂通过采用先进的焚烧技术和严格的排放控制，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提高能源回收效率，将垃圾资源化，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同时，注重企业技术与管理的双重创新发展，优化燃烧工艺、提升烟气处理效果等技术创新，实现国际顶尖，数字化运营、规范化管理、减少人员投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等管理创新，打造上海垃圾处理焚烧企业品牌。
二是要形成基于各方利益相关的行动方案和指南。 随着上海市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发展，垃圾焚烧厂“吃不饱”的问题逐渐显现。除了垃圾分类导致混合垃圾末端处置量减少外，垃圾焚烧厂统筹协调不合理，过度和超前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也不可忽视。
因此，政府应该充分考虑垃圾资源化能源化过程中各方参与者的利益，基于全局战略方针与国家未来发展动态方向制定行动方案与实施指南，充分发挥纽带作用，沟通末端节点垃圾焚烧厂，合理规划不同区域垃圾焚烧厂的运营范围与焚烧垃圾类型，实现垃圾处置焚烧动态最优化，各方利益最大化。
同时，上海市垃圾焚烧处理企业也应秉承技术创新和环保升级的原则，不断优化能源回收过程，确保排放标准得到严格维持或进一步降低，积极与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及其它企业合作，共同推动制定合理的垃圾处理政策，促进技术进步和行业标准的统一。加强公众的普及教育，提高公众对垃圾焚烧处理流程的透明度和理解。通过居民、企业、政府三方的共同努力，形成基于各方利益相关的行动方案和指南，携手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的垃圾焚烧处理产业向着更加绿色、高效、透明的方向发展，实现垃圾处理的可持续性目标。
三是要形成技术不断适应和改进的合作更新体系。 2023年9月21日，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对于垃圾焚烧厂的技术升级无疑是一重考验，早期建设的垃圾焚烧厂加大成本投入升级园区内焚烧炉设备已经迫在眉睫。
如何进一步通过企业深度合作实现创收又是另一道难关。通过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蒸汽是目前公司创收的来源之一，除了铺设短距离管道输送蒸汽外，许多企业采用移动设备车辆的方式存储蒸汽运输，如何提高移动设备车辆的装载能力和运输能力是未来能源供应方——垃圾焚烧处理厂与能源需求方共同需要攻克的技术难关。
政府作为统筹大局的决策者，应出台相关政策，为技术研发和创新提供资金支持，降低企业改造升级的门槛。鼓励垃圾焚烧处理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和技术转移，通过建立共享平台，实现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外，加大与国内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合作力度，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形成国内外技术不断适应和改进的合作更新体系，打通技术壁垒，共创多赢局面。
延伸阅读：垃圾的能源化技术（Waste to Energy）
国际上普遍观点认为，垃圾是一种放错了位置的“资源”。目前垃圾转变为能源(waste to energy)包括国际能源署(IEA)在内国际重要组织及国家的发展目标之一。针对城市生活垃圾(Municipal Solid Waste)的主要处理方式可分为资源再生(包括堆肥处理)、焚烧(包括附带发电等能源回收的焚烧设施)和最终处置(包括土地填埋、海上填埋、海洋处置等)三大类。实际上，这些处理方式都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往往是作为整个处理体系(或者是处理流程)中的一个工艺步骤存在。国外发达国家一直注重垃圾处理及处置方面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垃圾处理技术近些年出现了新的趋势：首先，改进热处理工艺，开发垃圾衍生燃料法，并且大规模使用热裂解法，如利用水热碳化方法处理垃圾中的有机固体，其产物是一种具有巨大潜力固体燃料。其次，更加注重生化法，用化学、生物转化制备液态或气态燃料以及肥料。
（作者徐定欣系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实习研究员、上海社科院硕士研究生，戴跃华系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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