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隆：北京已成“斡旋之都”，但巴勒斯坦问题解决依旧长路漫漫

观察者网：巴勒斯坦十四派政党在北京签署《北京宣言》，这对于巴以和平进程和推进我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有多大的意义？

丁隆：此次宣言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是自 2007 年巴勒斯坦哈马斯和法塔赫两派分裂以来，首次有世界性大国成功推进包括上述两派在内的十四个派别和解并达成协议的历史性事件。

这 17 年以来，虽然有包括埃及、沙特、阿尔及利亚等国先后推进两派和谈乃至各派和解，但这些都没有结束巴勒斯坦内部的割裂状态，这对巴勒斯坦政治的负面影响很大。因为分裂以后，巴勒斯坦内部政治极度瘫痪，议会、总统等全国性选举已停摆 18 年。现任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已 89 岁高龄，对未来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稳定也造成一定挑战。

同时，这种分裂状态也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谈判造成障碍，以色列内部愿意和谈的派系，只愿意和法塔赫谈判。但是法塔赫早已失去对加沙的统治，甚至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统治也同时受到哈马斯、杰哈德以及以色列的挑战。而美国、以色列则坚持将哈马斯、杰哈德等视作恐怖分子而拒绝谈判。

可以说，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也给了以色列口实，让它宣称不知道和谁谈判，漠视巴勒斯坦的要求。

《北京宣言》最大的亮点就是各派同意结束巴勒斯坦分裂，同意共同组建政府，为巴勒斯坦方面在巴以谈判中形成合力，用一个声音对外发出呼吁奠定基础。同时《宣言》还为之后巴勒斯坦举行大选、建立民族团结政府等，做出了原则性规划。

这次十四个政治派别在北京会谈，为巴勒斯坦未来独立建国事业创造了一个新平台，我国也为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运动的合法性背书。同时，由于《北京宣言》引用了国际法和联合国涉及巴以的相关决定，各派签署承认《北京宣言》的这一行动也即意味着 " 两国方案 " 在巴勒斯坦内部的认可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这次和解具有历史性意义，是第一次由非中东、非阿拉伯国家促成的巴勒斯坦各派势力和解的会议。本次和解的四个监督国家——中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和埃及，都是全球南方国家。这是非西方大国第一次联手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打破了美西方对中东和平进程的长期垄断，确立了三步走的模式以及为解决巴以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和平方案和斡旋努力被各派所接受。

自去年沙特伊朗和解，中东刮起和解潮，到今天中国主导的《北京宣言》，这一系列事件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国发起的和平外交解决了一个长期延宕、错综复杂，且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地区冲突和矛盾。虽然前者主要是国与国的矛盾，而巴勒斯坦是内部矛盾，但这两次斡旋行动都极大改善了中东的安全环境，为局势降温、乃至全面解决中东安全问题带来了宝贵的希望。

在全球安全倡议的指引下，中国的安全理念和外交斡旋有了很好的推进时机。中国为劝和促谈、为中东乃至全球安全，提供了一个新平台。

中东是世界上安全赤字最严重的地区的地区。我国能在这样一个动荡地区推进改善安全环境的宣言，其核心原因是，中国在中东没有私利，没有地缘政治诉求，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因此，中国可以做到心里无私天地宽，可以真正推进和平和解。

在中东，中国只有两个目标，实现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发展。中国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中东及世界都看在眼里，这就让中国赢得了地区国家和巴勒斯坦内部各派的欢迎。这非常难得。

中国从建国以来就坚定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坚定地站在公平和正义一边，站在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一边，这一点从未变过。我们不是突发奇想支持巴勒斯坦人们，而是基于长期的反帝反殖民理念指导下的实践探索。

相信中国还会以此为基础，在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为世界不同地区的和平安全做出更多建设性贡献。

观察者网：此次巴勒斯坦十四派能齐聚北京签署协议，是我国外交的一次重大成就，可以注意到就在不久之前的 5 月，法塔赫和哈马斯已经在我国举行了一次双边会谈。我国为何能在短短两个月连续两次承办巴勒斯坦内部协商会议？

丁隆：我国提出愿意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和解不是一天两天了。去年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访华时，习主席就提出，中方愿意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和解。所以连续承办两场相关会议不是偶然事件。

中方很清楚，巴勒斯坦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从没想过仅靠一两次谈判就能彻底解决巴勒斯坦内部的深刻矛盾。但仅仅通过两轮谈判就达成《北京宣言》这样重要的宣言，非常不容易。

这一次谈判，也不是谈判的终点，而是谈判的起点，后续巴勒斯坦各国还会在此基础上就具体问题和矛盾进行磋商。我想未来各派可能还会来北京谈判。

观察者网：我们可以关注到，为《北京宣言》担保的国家有中国、俄罗斯、埃及、阿尔及利亚。您如何看待这四个国家的组合？

丁隆：这四个国家属于全球南方的非西方国家，这是共同特征。这说明包括中俄这样的世界大国，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这种阿拉伯地区大国都在长期关注巴勒斯坦问题，支持当地人民的正义斗争。

此前，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都曾牵头此类会议，其中埃及曾在 2010 年代多次主持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和解会谈。阿尔及利亚也在 2022 年 10 月举办会议支持十四个派别和解协议签署。但最后都没能得到很好的落实。

此次《北京宣言》的四个担保国，不仅保留了由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主导的特点，还突破了阿拉伯世界的地理限制，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观察者网：此类国际政治性宣言最终落地需要依赖当地政治团体配合，考虑到法塔赫长期拒绝选举、且税收等受到以色列控制的现实，以及在 2022 年阿尔及利亚与巴勒斯坦 14 个派别签署和解协议最终难以落地的经历，未来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这份宣言真正落地呢？

丁隆：《北京宣言》只是一个框架性文件，这里面的核心成果就是各派加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外结束分裂状态。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哈马斯和法塔赫的矛盾瞬间结束。

17 年来的分裂对峙使得两派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哈马斯是一个宗教的伊斯兰主义组织，类似于穆兄会，坚持对以色列武装斗争。而法塔赫是一个世俗的民族主义组织，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就放弃武装斗争，加入中东和平进程，接受两国方案，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所以，下一步需要解决和落实的问题非常多，比如如何结束加沙冲突，这是建立民族团结政府和执行大选的现实前提。

第二点是民族团结政府应该如何组成，怎么实现代表性？实现各个派别的平衡？以及选举结果出来后，如何让各派别接受选举结果？

更长远的则包括需要解决这两派在意识形态和斗争路线上的分歧，让哈马斯接受两国方案，并使他们的军队国家化。这些问题对于未来巴勒斯坦和平进程至关重要。

哈马斯虽然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在单独治理加沙，但它本质上依旧是一个军事组织，所以经过此轮会谈后，需要哈马斯真正完成转型，真正融入巴勒斯坦政治生活中去。同时，哈马斯在是否承认并衷心拥护两国方案上也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在这个进程中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以往经验，在协议落实过程中，肯定会出现波折乃至失败，所以需要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担保方为协议的落实创造有利环境。除了担保国之外，国际社会也需要为巴以冲突和两国方案实施做出努力，创造有利于他们的外部环境。过去，包括美以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不承认哈马斯的合法性，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这也为巴勒斯坦内部的和解和巴以冲突解决制造了巨大障碍。

观察者网：您认为此次《宣言》签署，对法塔赫还是哈马斯更为有利？

丁隆：我认为，双方都需要这样一个协议。长达十个月的巴以冲突，让加沙人民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都来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口。而哈马斯自身也由于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进攻遭受重大损失。目前，哈马斯在以色列的打击下，需要保存一些实力。但它在巴勒斯坦内部处于被孤立状态，可能被灭亡，所以它需要得到巴勒斯坦各个派别的支持、认可，获得法理地位。

而在过去十几年，尤其是本轮巴以冲突后，法塔赫的地位非常尴尬。巴勒斯坦内部一般认为法塔赫在巴以问题上执行绥靖政策，没有武装抵制以色列的侵略和占领，导致其支持率不高，上一次选举就输给了哈马斯。去年 10 月 7 日冲突爆发后，法塔赫支持率就不断下降，现在甚至可能不超过个位数，处于历史最低时期，因此法塔赫对以色列的政策、对民族解放事业的使命和担当也备受质疑。

现在整个巴勒斯坦处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各派面临生存问题，所以不论法塔赫和哈马斯，都需要实现内部和谐，才能抵抗外侮。

《北京宣言》为各派合作创造了一个实现内部和谐的机会，所以我很难判断是谁赢得更多或者谁是赢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局面。

观察者网：去年初中国促成沙伊和解，今年在《北京宣言》签署后，乌克兰外长也来华访问。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中国如何以大国责任，推动全球和平进程？

丁隆：这一系列事件，在时间上有巧合：刚刚签署《北京宣言》，乌克兰外长就访华了。但出现这种巧合，也是我国长期坚持和平建设以及地区冲突矛盾调节之后的一种必然。

北京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斡旋之都。巴以冲突、俄乌战争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冲突。中国在这两场冲突中劝和促谈，对危机和冲突的潜在解决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

中国已经彰显正面影响，成为中东和世界的重要斡旋方和参与方。中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也在斡旋进程中日益成熟。

观察者网：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等等，这些理念反映了什么样的和平理念？

丁隆：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等，体现出了中国在外交、世界观、国际秩序观和西方国家外交理念的一个显著分野：中国在促进和平；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搞地缘政治对立、阵营对抗和地缘政治冲突。

中国拥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顶层设计，基于这一系列理念指导，中国得以推进包括巴以冲突、俄乌战争在内的国际冲突解决。

近年来，沙伊和解和巴勒斯坦内部和解都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结构性特点：1、中国坚持以和为贵，有劝和促谈的文化基础，长期以来就倡导和平远好于战争的思想。2、中国坚持求同存异或者说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理念，通过实现国际关系中的 " 去安全化 "，也就是将包括防止尚未被 " 安全化 " 的问题被 " 安全化 " 或 " 过度安全化 "，防止安全问题、冲突扩大和蔓延。

这两次成功的外交过程都是中国帮助冲突双方或各方寻求最大公约数，求同存异，搁置争议，优先谈成一个框架型的协议，下一步再去执行和落实的模式。沙伊和解已经持续 15 个月，双方的状况和态势还保持良好，说明了这一种渐进式模式卓有成效，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有效性。

观察者网：在《北京宣言》签署的同一时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受到了民众的激烈抗议。网友们对此评价道：求和平，到北京；求战争，到华盛顿。以此做对比，说明中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什么不同？

丁隆：在北京和华盛顿发生的不同事件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根基。西方的秩序观是基于武力、相信实力、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而基于这个传统形成霸权思维和霸权主义体系。

中国没有这个传统，现在在中国实力已经很强的情况下，中国也没有以强凌弱。所以中国秉持的是积极正面、以和为贵的世界秩序观。近年来的冲突证明长期靠打仗是解决不了中东和巴以问题的，甚至无法解决巴勒斯坦内部的权力结构问题，只会导致双输、多输的局面。

基于这一现实，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巴勒斯坦内部问题很悲观，但中国的行动证明，巴勒斯坦内部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平方式解决，这体现了中西方国际秩序观的显著差异。

观察者网：此前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中东是 " 搭美国便车 "，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秩序重塑的进程，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想要更多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如何回应西方对中国 " 国强必霸 " 的担忧？

丁隆：这个说法是基于西方理念的现实主义观点，它认为崛起国肯定要挑战守成国，要当新霸主。这说明他们并没有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外交战略。

以中东为例，中东冲突频仍，其核心是美国受到冷战思维驱使，对于削弱任何潜在挑战其中东霸权的地区大国有执念。美国不仅多次发动战争，还挑动什叶派、逊尼派、沙特、伊朗等国或阵营的对抗。

实际上，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中东祸患的根源。无论美国的对手伊朗还是美国的盟友沙特，都受到美国政策的戕害。

美国的政策是：自己造成动荡，然后去维持中东的秩序与和平。这种先搞乱中东，然后维稳，接着指责中国搭便车的手段实际上是让中国去帮他分担在中东称霸的后果和成本。

中国现在在中东的政策是以发展促和平，以和谈促和平，避免对立，让紧张局势降温，为中东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近年来，中国在中东的成功，使中东安全实现长足发展。中东实现安全稳定不光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包括美国也能受益。

设想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真派出舰队在波斯湾常驻，美国必然也会反对。所以美国的搭便车理论是对中国的污蔑，反映了美国自身的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