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0日，“上海老城厢——曹建国大画幅摄影展”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正式开幕。本次展览展示了摄影家曹建国拍摄的系列《老城厢市井》与《老城厢人家》，共70余张。从2004年开始，曹建国持续用大画幅相机记录着老城厢街道边的市井建筑，并深入到生活在此地的上海人的家中，在他们搬迁前为他们留下与“旧家”最后的合影。
2024年10月10日，“上海老城厢——曹建国大画幅摄影展”展览现场。本文除标注为曹建国作品外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2024年10月10日，“上海老城厢——曹建国大画幅摄影展”展览现场。
2024年10月10日，“上海老城厢——曹建国大画幅摄影展”展览现场，一张地图讲述了上海老城厢的衍变。
展览现场，连续的展墙中间开着许多窗孔，犹如老上海弄堂里的阡陌交错。一张红色的地图展示了所谓“老城厢”这片区域的衍变。那些家庭合影的下方，曹建国所做的采访笔记叙述了这些老城厢“最后的居民”各自的故事。一张照片前，画面里的主人公张蓓芬也来到现场。“看到展览展出非常开心，动迁前，曹老师和居委会的人来了，帮我拍下了这张照片。非常有意义。”张女士说。
2024年10月10日，“上海老城厢——曹建国大画幅摄影展”展览现场，张蓓芬站在自己的照片前与前来观展的人们交谈。
光启南路286弄1号1楼，张蓓芬，2018年3月20日。曹建国作品
张蓓芬：
“我祖籍浙江宁波，父亲张延龄十几岁那年就来上海学生意，经人介绍到一家名叫慕尔照相馆做学徒，当时他是住在照相馆老板家里的。（父亲）独立成家后，于1947年搬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南市老城厢光启南路286弄1号。1948年12月3日，在上海解放前夕发生的江亚轮沉船事件，我父亲也被照相馆派去拍照的。”
“我自己是1956年出生在这里的，1973年大同中学初中毕业，1974年被分配去江西上饶五府山垦殖场务农，（在那里）当过赤脚医生。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我回到了上海，街道（把我）分配去‘蓬五托儿所’当保育员。之后，我又被调到街道原珠笔生产组工作一直到退休。因无住房，从江西回上海后我就一直住在光启南路286弄1号的父母家至今。我们全家一共五口，第三代子女也都出生在此户。”
俞家弄182号2楼，杨宪昌、顾丽珠（夫妻），2018年3月19日。曹建国作品
杨宪昌（夫）：
“我祖籍江苏常州，我父亲早年来上海与他的叔叔共同投资做电镀生意，企业以后公私合营为自行车三厂（凤凰牌），当时他住在江宁路，五十年代末搬到了南市老城厢，就是现在的俞家弄182号2楼。”
“1954年我出生在俞家弄182号，1972年（届）毕业于大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市轻工局修建公司当泥工；八十年代末，我转入自行车辅件厂做电镀工。自上学起至结婚成家，我一直居住在俞家弄182号2楼，儿子也出生在老城厢俞家弄。”
顾丽珠（妻）：
“我祖籍浙江杭州，1954年生于杭州，1958年随家迁至上海，当时住在龙华东路565弄55号。我是70届（1970年）毕业于五七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春光电子原件厂做操作工，一直做到退休。1983年我与杨宪昌结婚，就住在俞家弄182号2楼，1984年生下一子。退休后我自学了画画，喜欢画瓷盆，烧制工艺品。虽然一直生活在这间15平方的陋室中，但精神生活很充实。”
马园街6号，张荣山、杨园凤（夫妻）；张兴龙（长子），2018年2月5日。曹建国作品
张荣山（夫）：
“我1935年生于马园街6号，是上海老城厢的原住民，祖籍江苏镇江，妻子杨园凤1934年生，儿子张兴龙1955年也生于马园街6号。”
“我曾在市中电力局做管理岗位工作，杨园凤也在电力企业担任财务，儿子张兴龙后来也就职于电力行业。我爱好收藏石头。”
“我们的家族有几个特征：一是此地‘马园街6号’是张家祖传的百年老居；二是我们张家是四代同堂，人丁兴旺，尊老爱幼（的品性）世代相传；三是我们四代七人中，有五人是中共党员，家族的政治觉悟水平高；四是我们张家三代人都从事电力行业，也属于是一种传承。”
梧桐路37弄1号2楼西厢房，邵玉堂，2018年1月30日。曹建国作品
邵玉堂：
“我1935年出生在上海老城厢福佑路19号，祖籍浙江宁波，父亲10多岁就来了上海学生意，当时就住在福佑路19号。我幼时在梧桐路上的‘上智小学’念书，14岁就去了报关行学生意，1954年又进入针织厂当剪裁工，后转入东洋服装工业公司供销科，一直干到退休。1957年结婚后，我入住梧桐路37弄1号，育有二男一女，他们均在梧桐路出生，所以说我家三代人都出生在老城厢内。”
“我爱好吹口琴，15岁就开始学吹口琴，年轻时经常参加店员工会俱乐部的演出，还多次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浦江之声广播电台、亚美麟记广播电台等参加独奏和合奏演出。退休后我与一批老琴友们还经常外出演出，老有所乐，乐此不疲。”
“1291年上海设县，县城就在今老城厢地区。可以说，老城厢是上海现代城市发展的根脉，是上海的起点与基石。”——《城市之根·上海老城厢忆往》。如果把城墙看作一座城市的开始，1553年，周长9华里城墙圈起的老城厢，是上海故事的原点。
近代以来，“老城厢”指的是位于人民路与中华路环路里的一片区域，它常被认为是上海蜕变为一座国际大都市的源起之地。宋朝末年，因吴淞江淤积，（现上海的）港口贸易活动从青龙镇转移至此，1843年上海开埠后，现代文明开始与这处江南水乡产生碰撞，伴随着现代性，此地填浜筑路，路网几经变化，形成了这片今天被上海人称为“老城厢”的地方。原本的城墙被推倒，南北东西贯穿老城厢的两条十字交叉主干道——河南南路与复兴东路把这片区域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板块。曹建国依照这四个象限进行拍摄的地理空间规划，他采取逐块扫描的方式，按部就班地沿街、沿弄、逐点进行拍摄，本次展览的展陈结构也以此分为四个板块进行呈现。
《老城厢市井》四牌楼路，方浜中路口，四牌楼以北，摄于2017年6月13日。曹建国作品
《老城厢市井》中华路，小东门擦皮鞋人，2006年4月8日。曹建国作品
《老城厢市井》乔家路175号宅院以西，摄于2009年5月16日。曹建国作品
《老城厢市井》乔家路113号梓园后院小楼，摄于2009年5月29日。曹建国作品
老式石库门上繁复的雕花、杂乱的电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房间内部陈饰、头发花白的老者……破旧的小店以过气的广告视觉招揽本就不多的生意，一些照片中即将旧改的横幅意味着当时此地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市井建筑还是老城厢人家，这些照片里的场景都如实地留存下了城市变革扩张前夜的古老的上海核心区域的图景。曹建国查阅了大量资料，比对不同时期的上海县地图，规划以地标为基点的拍摄方案，以这种带着抢救的意味拍摄，试图在这一切烟消云散前为后人留下过来者的讯息。
《老城厢市井》大境路，露香园路口以东，摄于2007年6月10日。曹建国作品
《老城厢市井》金家坊，方肇弄口以东，摄于2017年12月23日。曹建国作品
《老城厢市井》车站南路，车站后路口以西，摄于2004年8月17日。曹建国作品
《老城厢市井》梦花街，老道前街口以北， 摄于2009年7月19日。曹建国作品
2002年，上海市政府正式将改造老城厢西北块（露香园区域）的任务交给黄浦区政府和上海城投。一年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上海市中心城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留存有上海城市发展历史痕迹的老城厢，成为中心城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20年里，老城厢的不同片区依次经历改造，许多人搬离原本逼仄狭小的生活空间，迁入新居。与同时期许多拍摄上海的摄影家一样，曹建国早早意识到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阻挡的事物新旧迭代的脚步，他使用了大画幅相机——这样一种慢节奏的拍摄机器对待每张照片。大画幅极高的成像质量和透视控制效果赋予了市井建筑稳定又永恒的质感，与此同时，曹建国也在人物拍摄时使用了大画幅相机，他在老城厢人家中的方寸之地搭起临时影棚，经过控制的布光使得环境中的人物犹如身处一处名为“日常生活”的舞台之上，大画幅缓慢的工作方式让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得以在交流中消除，同时又重新建立起了摄影那消散许久的仪式感。亲密、平和、淡然、礼貌……一代历经沧桑的平凡人的表情与姿态被庄重地凝固在了这些照片中，他们都注视着镜头，视线里透着另一种无声的信息，传递给观众。
金家坊99号西2楼，过汤邨、过雨珍（兄妹），2017年12月7日。曹建国作品
过雨珍（妹）：
“我1947年出生于上海，66届（1966年）高中毕业于光明中学，1978年参加了高考，进大学读了本科，五十年代末住进了南市老城厢金家坊99号。”
“我的父亲过雪川，早年来上海学生意做印刷制版，年轻时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长期从事党的上海地下组织工作。抗战期间，父亲奉命从上海带出60多人去新四军皖南根据地建造印钞厂，父亲则任当时印钞厂厂长。当时该厂的任务是印制发行‘根据地货币’，助力根据地政府发展经济。抗战胜利后，父亲被上级调回上海，在南市老城厢内的江阴街借了间二层楼房子，以卖碗等日用杂货作为掩护，（实际是）做地下交通站。在那里他曾接待过党的早期领导人曾山。可以说，老城厢从那时起就与我们结了缘。”
过汤邨（兄）：
“我1946年生于上海，曾在美国做同声翻译，是当年在财大读研究生时被招去的。以后我便去了美国，曾为汪道涵做过翻译，并在美国攻读了工商专业，在美国生活了近四十年。”
“我们的父亲早年学生意就是做印刷制版的，他加入共产党后参加了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回上海，当时我记得曾山常来我家。1958年我家搬进了金家坊99号楼。这幢楼最早叫‘尚公馆’，后被叫做‘南市99’。我们刚搬进金家坊99号时，整个建筑和庭院还是完整的，窗户是百叶窗，院子里有两座亭子和二十几棵大树。但当时正在搞大炼钢铁、办工厂和幼儿园，所以整座建筑就被破坏掉了。”
“父亲原来是搞印币的，抗战时期被组织派往安徽无为县，负责设计制作根据地货币。父母为纪念1945年在安徽无为汤家沟新四军生活的这段经历，就给我起名‘汤邨’。”
备注：曾山，1899-1972，原名曾如柏，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锦源村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会稽路45弄28号，邱再连、赵艳（夫妻），2017年11月29日。曹建国作品
邱再连（夫）：
“我1953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龙岩，是69届（1969年）毕业生。1970年5月27日赴汤黑龙江引龙河农场插队。1979年回沪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土特产进出口公司做业务员直至退休。九十年代末，我搬进老城厢会稽路45弄28号居住至今。”
“我的父亲叫邱根泉，在邮政局工作。我儿时住在四平路邮电新村72号15室，‘文革’时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烈士李白的遗孀裘慧英，因受迫害迁居至邮电新村72号17室，（因此）我们两家成为了邻居。当时裘慧英曾遭遇‘造反派’的迫害，我们家几兄弟奋力保护了她的安全。之后在我和赵艳结婚时，裘慧英破例参加了我们的婚礼，那时她是和儿子李恒生一起来的。记得70年我去黑龙江插队时，李恒生还用自己做木工的手艺为我做了一个医药箱，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
赵艳（妻）：
“我1954年生于沈阳，是辽宁沈阳人。1974年赴黑龙江引龙河农场务农时，我与邱再连相识。1977年秋天我们两人恋爱，1980年结婚，育有一子。1992年我随夫迁入上海，在十六铺物资集团工作。九十年代末下岗后，我去了居委会工作。我们的儿子邱家伟于2002年参军在西藏服兵役，荣立三等功两次。复员后他去洋山港工作，成为了一名桥吊驾驶员。”
备注：裘慧英，1917-1992，又名裘兰芬，浙江嵊县人，出生于一贫苦农民家庭。于1959年被评为全国邮电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85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离休干部，1989年被评为全国邮电系统优秀离休干部，1991年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寿宁路15弄5号2楼，陆玉龙、郑秀丽（夫妻），2017年11月27日。曹建国作品
陆玉龙（夫）：
“我是1940年生人，出生于寿宁路，原籍在上海市徐江区（原上海县）。我的父亲毕业于震旦大学，后从事糖果店的经营；我的祖父则是从事营造业的。”
“我本人1959年在上海远轮厂学生意，与柴油机打了一辈子交道。1991年退休，当时52岁，退休后我专注于金属精造船模的制作和收藏，同时也收藏了很多老旧物件。我们有两个子女，儿子从事导游行业。女儿名字叫陆蓉婷。”
郑秀丽（妻）：
“我是1944年生，浙江余姚人。1955年搬来人民路1027弄7号居住（现已拆迁），就在兄弟黑板店的旁边。1966年我和陆玉龙结婚，当时还在上海铁路总局拍电报；后来我也调入上海远轮厂工作，与陆玉龙一个单位。在远轮厂，我做过钳工、开过行车，一直到退休。”
老道前街45号，季友琴、季其五（父子），2018年5月7日。曹建国作品
季友琴（父）：
“我祖籍江苏泰兴，1930年生于泰兴。1945年经人介绍，我来到上海，在南京路百货公司学生意，当时是做练习生。1949年我结婚成家立业，1950年搬入南市老城厢老道前街45号居住至今。（我和妻子）育有五个子女，均在老道前街45号出生。”
季其五（子）：
“我1952年出生在老道前街45号。1970年中学毕业，我被分配去安庆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2年应征入伍当兵。1979年部队复员后，我回到了上海，被分配进入上钢三厂做工人。当时的住房非常紧张，因此我复员回上海后仍居住在老道前街45号父母家。在上钢三厂期间，我从工人岗位慢慢转岗做党务工作，曾担任过（厂里的）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现在我已改善了住房条件，（从这里）搬到了浦东新居。”
梦花街78弄3号底楼，项发龙、李象波（夫妻），2018年5月23日。曹建国作品
项发龙（夫）：
“我祖籍安徽歙县，父亲早年来上海老城厢内的大富贵酒家学生意，当时就借住在离酒店不远的梦花街86号。1953年我出生在老城厢梦花街86号，1969年初中毕业被分配去了崇明农场务农，在农场一直干到1986年才返城回到上海。返城后，我被分配到瑞金医院，在保卫科从事医院保卫工作。那时单位房源紧张，新进来的职工是分不到住房的，我只能在梦花街86号和父母挤一挤。”
“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我（有幸）和妻子李象波相识，1988年才结的婚。她祖籍辽宁海城，1958年出生于杨浦区四平路，1976年初中毕业被分配去了崇明长江农场务农，1983年顶替父母工作回城，分别在纺织厂、仪表厂工作过。我们结婚时已属晚婚，但当时单位还不给分房子。老人们实在看不过去，让我们挤在86号把婚事办了。当然，像我们这样情况的，在当时的上海还多了（很多）。结婚后我们的儿子也出生在梦花街86号。2000年，我们全家搬到隔壁梦花街78弄3号底楼，第三代的孙女就出生在梦花街78弄3号。至此，我们家三代人都出生在老城厢里。”
采用黑白摄影就像是曹建国为建筑与生活在此地的人进行的一次摄影上的祭奠。作为旧事物曾经存在于世的证据，这些照片在为一个个无名家庭留下个体痕迹的同时，也记录下了一个时代即将逝去的生活方式和历史长河中属于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曹建国以此作为他对渐渐远去的老城厢的一种充满敬畏的告别方式。“这话听起来似乎觉得有点沉重，老城厢毕竟伴随着几代上海人的生活，尽管它有许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现在真的要远去了，心中还是难以割舍。”他说。曹建国以摄影的方式留住老城厢的最后一抹背影，从地理空间心理看，可视为上海人的精神原乡的一次追忆和留恋。
根据《上海市黄浦区单元规划（2020—2035）》规划，老城厢是黄浦全域CAZ（中央活动区）的核心承载区，是“一江一河”的核心功能区。未来老城厢的定位，是要打造提升为一个商业、文化、办公、居住等多业态混合，实现外滩金融集聚带与新天地商务区联动发展，承载上海过去、今天和未来发展的综合功能区域。
2022年，历经30年的上海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宣布全面完成，进入2024年，这座全球超大城市已然步入了旧改的“下半场”，人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上海正在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疾如旋踵。
关于曹建国
第七届、第八届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第五届、第六届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大画幅摄影家、策展人；
从事摄影创作数十年，长期致力于8×10英寸大画幅黑白胶片摄影及暗房制作。主要作品有《上海老城厢》《战争与和平》《时代的记忆——上海小三线》《沉寂的建构》《大礼堂》《徽韵》《古戏台》等专题系列。
展览信息
展览时间：2024年10月1日—11月3日
展览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古宜路125号，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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